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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香玉义演180多场赠献战斗机

时间:2013-08-05 来源:河南戏曲网 点击:501 我要评论(879) 字号:小 中 大

  从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战协定算起,已经过去了60个年头,直到今天,一提起捐飞机,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仍然是常香玉……回望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,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值得自豪的回忆。

  黄新原先生收集、整理了散见于不同记载中的资料,为我们还原了当年捐飞机的动人故事。

  1951年6月1日,以郭沫若为主席,彭真、陈叔通为副主席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——“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”发出通告,号召全国人民捐献飞机、大炮,支援抗美援朝。

  在抗美援朝战场,我军所用的都是苏制米格15战斗机。一架这样的飞机,按当时旧币需十几亿元(相当于新币十几万。按那时生活水平,五口之家一个月50元左右新币即可生活),这对于常香玉一个私人剧社来说是天文数字。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知道此事后给常香玉出主意,让她“用向志愿军赠献战斗机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”。

  常香玉卖掉运输卡车,取下金戒指,拿出多年积蓄,半年义演180多场,共捐款15.2亿元,超额完成了捐献飞机的心愿。

  至今她捐献的那架战斗机仍在。

  半年,捐了多少飞机?

  笔者曾就捐飞机的事访问过几位老人,当年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纪,记忆极为清楚。据讲,当时“通告”说,志愿军的战斗力打击敌人没问题,就是缺重武器,所以才号召全国人民捐飞机、大炮。当时的提法是,不分男女老少,都要增加生产、增加收入,用增加的收入去买飞机、大炮。所以大家就把这件事浓缩成一个口号:“捐飞机”。

  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当年的“捐飞机”运动,今天已无法统计。但从结果看,却极为惊人。仅西南地区,截至当年9月上旬,按捐款计算,就得飞机209架、大炮19门、高射炮12门。沈阳当时的目标是捐战斗机200架,其中工商界120架,工业企业50架,其他各界30架。发出“通告”后的第6天,即6月7号,天津工商界已捐飞机7架;6月8号,天津、唐山工商界又捐5架;6月14号,开滦矿务局资方捐5架,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师生捐款20亿;6月27日,哈尔滨捐飞机18架。到8月31号,统计各地捐现款已超过4000亿元,认捐飞机接近2400架。从8月23号至31号,仅9天时间,捐款即达1100余亿。

  中国工商界当时是民间最有钱的阶层,他们的实力和热情也表现得最突出,当时统计,北京工商界捐飞机31架;天津工商界捐38架、现金29亿元;上海404架,其中民建成员179架;武汉44架;成都4架;济南、青岛34架;福州8架。侨乡泉州捐款至年底已可购飞机17架。个人捐飞机有记载的除常香玉外,还有梅兰芳和参加“两航起义”的飞行员何其忱。

  “捐飞机”运动的开展很有节制,时间不长,有始有终。有效检验了解放初期共产党在举国体制下的动员与号召能力。从1951年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《关于推行爱国公约,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》,到1951年12月27日该会发出《关于结束武器捐献工作的通知》,历时只有半年。而这半年时间,中国人到底捐献了多少飞机?有资料说:“到今日(1951年12月26日)止,已实缴捐款47280亿多元(旧币),折合战斗机3152架,超过原来认捐数19%。”

  飞机的命名

  常香玉所捐的飞机,当时被命名为“香玉剧社号”。这样的命名方式在后来的中国,除了“毛泽东号机车”等个别情况外,都不被允许。但在全国踊跃捐飞机的形势下,却被用得很普遍。这对提高各地各界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

  当时,不同的团体,不同的单位都为能独立捐献一架能自己命名的飞机而受到鼓舞。北京当时各界就分别发起捐献“石景山工人号”、“北京铁路工人号”、“中国店员号”、“北京农民号”、“北京东郊人民号”、“鲁迅号”、“教工号”、“人民电影号”等。西安市工商联号召捐献“西安工商号”。

  山西李顺达互助组向山西全省农民建议捐献“爱国丰产号”和“新中国农民号”;上海铁路局职工代表会议号召全体职工捐献“上海铁路工人号”;上海颐中烟厂职工捐献“颐中工人号”;皖北地区工人决定捐献“皖北工人号”;皖南地区少年儿童发起捐献“皖南少年儿童号”;中南地区花纱布公司全体职工发起捐献“中南贸易号”;武汉市鄂南电厂职工发起捐献“电业工人号”;武汉工商界发起捐献“武汉工商号”;广州市各界人民发起捐献“广州工人号”、“广州妇女号”、“广州学生号”、“广东学生号”、“广东银行号”;湖南长沙市居民和工商界发起捐献“长沙居民号”、“长沙工商号”;浏阳县立中学发起捐献“浏阳号”;成都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发起捐献“成都新妇女号”。

  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、水利部和民航局职工分别发起捐献“中国海关号”、“人民水利号”、“民航号”;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号召所属单位捐献“中图号”;中国纺织工会捐款45亿元,购置“纺织工人号”飞机一小队。

  这些各地各界为命名飞机捐款的号召和动议,因运动时间有限,究竟有哪些实现了目标,哪些未变成现实,现已无可考证,在朝鲜战场上也没听到把标有这些名字的飞机编入战斗序列,但捐款的总数和其能折合的飞机数量,却远远超过今天所能知道的命名飞机的数量。

  有什么捐什么

  笔者与某大学一位耄耋教授聊起了“捐飞机”,他说:“那时是全国总动员,有什么捐什么。我当时正在念大学,学校像我这样的穷孩子并不多,多少年都没穿过一双完整鞋,经常光脚走路。那年母亲给我捎来一双新做的鞋,我舍不得穿,拿去捐献,结果学校说最好捐现金,我只好拿去义卖,得了5万(相当于5块)元,捐了。”

  当时的中国,抗战胜利才过去五六年,亡国奴之痛尚未平复,遇上这场“唇亡齿寒”的战争,“国家又将有难”的阴云,很容易使刚“当家作主”的中国人举国而动。捐献,是最能体现民情民力的行动,确如这位教授说的,当时是,“有什么捐什么”,无论物与力,竭尽绵薄。

  一位出版社的老编辑,家里是马来华侨。他说,当时他们全家刚回国。他的一位堂哥参加了志愿军,写信回来说,因为是华侨,首长不让他们上最前线,但前线的战士都极为艰苦,已经是正月了,都还穿着单衣,只能吃到炒面,枪冻得拉不开枪栓,要用体温来解冻。说家乡父老们能不能为前线的志愿军做点什么。这封信全家都看了,他们当时就决定,几房亲戚都搬到一起住,把腾出的房子卖了,买东西捐给前线。当地政府知道了,说不必这样,有多少捐多少,量力就可以了,房子卖了不符合侨务政策。这位老编辑的堂爷辈分最高,他声泪俱下,说我家的子侄在前方打仗,让我们不再做亡国奴,我们不能没有表示,要不要我们给政府立下字据,这是我们自愿做的。最后他们这个大家庭连房子带首饰,捐了好几卡车衣服和日用品。

  当时孩子捐出早饭钱,新人捐出结婚钱,老人捐出毕生积蓄的黄金、白银,妇女捐出首饰,甚至孕妇捐出准备分娩的钱。心愿都是一个:“买飞机,打美帝”。

  一位有残疾的老工人讲起抗美援朝年代自己家乡的故事:当时他家在一个镇上。一位老人的独子到朝鲜没多久就牺牲了。老人悲愤交加,把自己早就备下的棺材抬到镇上的市场,写个纸条:卖了捐大炮。全镇的人都来了,镇长流着泪,说,你不能卖,送终的人走了,我们替你送终。老人说,我得卖,哪怕换几粒子弹我也是对得起儿子。镇长把棺材盖打开,往里扔下身上全部的钱,在场的人立刻涌上去,都哭着往里扔身上的钱,扔带来的东西。(黄新原)

责任编辑:郭晓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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